2026年5月24日，由湖南省作家协会和湖南大学共同举办的“大文学观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学术研讨会在千年学府湖南大学文学院举行。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副主席郭天保，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唐珍名，湖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蒋蒲英、谢宗玉等领导出席研讨会。开幕式由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宗宇主持。
《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收获》执行主编钟红明、《当代》主编徐晨亮、《十月》主编季亚娅，以及陈培浩、谭桂林、夏义生、陈善君、罗宗宇、简德彬、纪红建、胡辉杰、刘长华、易彬、龙永干、张森、曹辉、贺秋菊、王瑞瑞、刘启民、黄蓉、罗先海、盛慧、苏日娜、李沛霖、向吉发等专家学者齐聚岳麓山下，以谢宗玉的散文集《千年弦歌》、刘年的诗集《一生事，一捧雪》、卓今的文学理论评论专著《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三部作品代表展开深入研讨。本次研讨会，将三部不同作家、不同门类的文学作品置于同一语境下研讨，是湖南文学界树立和践行“大文学观”的一次有益探索。
△5月24日，“大文学观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举行。
唐珍名代表湖南大学致辞。他回顾了湖南大学的办学历史，指出了《千年弦歌》字里行间的湖南大学元素与书院故事，认为在岳麓书院创建1050周年和湖南大学定名100周年之际，在文学院发展驶上了快车道之际，与省作协联合举办这次研讨会，四大名刊的掌门人齐聚于此，意义深远，期盼专家学者多为湖南大学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郭天保代表湖南省作协致辞。他梳理了中国作协从提出要树立“大文学观念”、开展“大文学观与地域性”等一系列文学研讨、“大文学观”入选《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到强调文学工作要树立和践行“大文学观”的历史过程。他强调，新时代湖南文学必须高扬“大文学观”，要以“大文学观”为引领，激活地方性写作，在已有的地方性写作经验中重新挖掘，重新审视，重新出发，不断展开和生成新的“地方经验”，让地方性写作更有格局、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宏阔视野：四大名刊主编共话文学新格局
《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高度评价了湖南作家群体浓厚的家国情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坚柔并济”的创作风格。他认为，《千年弦歌》以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蕴、深邃的思考、强大的叙事野心和扎实的史料，用细腻的文笔重新勘探湖湘文脉，将个体经验上升为地域文化记忆。《劳者歌其事》作为首部全面系统研究新大众文艺的专著，其理论扎实、视野宏阔，且能够用具体案例让理论落地。《一生事，一捧雪》是诗人在行走中的追寻与叩问，其动静交映的结构与干净直白的语言，蕴含着强大的主体性与古典诗歌的韵味。
《收获》执行主编钟红明认为，“大文学观”促使人们超越封闭的、精英化的观念，打通文学与历史、现实、大众的血脉连接。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性写作，其核心不在于题材的物理大小，而在于能否抵达真实的人心、连通普遍的人类经验。在数字化时代，没有一个地方是隔绝的孤岛，地方经验应当超越具体个人而成为公共认知，新时代的地域性写作必须突破狭隘的乡土限制与审美舒适区，去覆盖更完整的中国生活图景，回应时代的精神困境，从而实现地方与世界之间的深度沟通。
《当代》主编徐晨亮梳理了湖南作家与《当代》的密切联系，以及一代代湖南作家有底气、有格局、有根脉的创作特点。他认为，《千年弦歌》展现了一位当代作家如何通过将一片土地的文脉转化为滋养自己的能量，完成了“自我建设”；《劳者歌其事》提供了一幅新大众文艺的完整地图，也实践了新的批评方法、体现了新的批评立场；《一生事，一捧雪》则通过对汉语的一次次“清洗”，重新树立了当代诗歌的审美姿态。
《十月》主编季亚娅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剖析了《千年弦歌》带来的启示。她认为，谢宗玉的写作打破了以往同质化的文化散文套路，以“盛世修史”的姿态，跨越学科边界，集人文、历史、地理、古文字学及生命体验于一家。她特别赞赏该书打破了线性的进步史观，讲述了岳麓书院历史中充满偶然性、断裂性的“非均质时间”。作品将岳麓山置于古今中西的交通枢纽上，这种古今互照、激活历史的书写策略，成功地“重新发明了地方”，为今天重构开放包容的美丽家乡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化勘探方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认为，“大文学观”在当下仍是一个有待建构的弹性概念，它呼应了当今世界与前所未有的时代剧变。《千年弦歌》之所以迷人，在于它将山川、文脉与文明“三位一体”地深度融合；《劳者歌其事》探讨了AI阐释与人类阐释的区别，将新媒介文艺观纳入大文学观的建构之中，并在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的脉络下，为素人大众成为创作主体的历史现象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化诠释。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谭桂林对“大文学观”作了精辟解构：文体范围之“大”、胸怀格局之“大”以及受众群体之“大”。他指出，地方书写的核心在于“在地性”，要深入考辩一地的“土气息、泥滋味”及其物性与民性。他赞赏《千年弦歌》对湖湘文化中佛教影响的独到揭示，认为其深刻写出了麓山的山性与水性；同时，他高度评价卓今教授从关注残雪到底层文学，再到直击AI算法前沿的学术历程，展现了良知学者的历史视野与理论勇气。
《千年弦歌》：盛世修史与湖湘文脉的深层勘探
省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陈善君认为，书作山脊，山是书影。谢宗玉在《千年弦歌》中以身入山、以心会山、以笔绘山，不仅写出了岳麓山的山水形胜、文化底蕴、思想传承、精神重量，更发现了诸多岳麓山尚不为人知的“幽深隐秘”、破解了不少岳麓山自然人文密码、赋予了岳麓山新的山水人文标识，实现了人与山的全方位深层级对话，奏响了心中的“歌”与山中的“歌”的美好合鸣，余音袅袅、弦歌不绝。
湖南日报文体频道总监、湘江副刊主编、高级编辑曹辉认为，《千年弦歌》立于一山写尽湖湘的精神坐标，以史为鸣重构地方性的精神谱系，人物立骨写出了“流动”的文明，笔法自如提供了文化地志写作的一种可能。谢宗玉用这部书，提供了一个认识地方文化的新维度——地方性不是限制，而是根基；不是封闭，而是可以生长出天下担当的精神土壤。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大文学观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是很有价值的参照。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纪红建认为，《千年弦歌》是一部深耕地域文化、解锁古典与当代共生价值的标杆之作。他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解读：一是“文脉碰撞”，以文学重构古典文脉，让晦涩的史料转化为鲜活的当代审美；二是“文史相融”，立足历史纵横，不搞空洞抒情，而是以史鉴今、映照当下；三是“文哲交融”，在叙事中植入哲学思考与处世智慧，赓续了中国传统文人思辨写作的精神内核，赋予了文本厚重的精神重量。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森深刻感受到，《千年弦歌》立足于岳麓山这一特定地理空间，进而通向对中华数千年文化思想的深层追问，展现了地方与中心的双向互动；同时散文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凝视“岁月纵深处的岳麓山”，揭示这一历史何以烛照今天的民族心灵，将历史与当下紧密勾连。作者在“学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间找到了绝佳的平衡，既有学术辩驳的锋芒，又融入了个体生命的感悟与诗性想象，兼具智性美与诗性美。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长华将谢宗玉的散文创作概括为一场“赋光”的行为。他指出，作者早年的创作赋乡土以生命之光，让人在城市喧嚣中重新发现生命的美好；《千年弦歌》等作品则赋生命以灵魂之光，表现出对精神力量与自由的敬畏；进而赋灵魂以历史之光，通过重现陶侃、杜甫、王夫之等民族脊梁的风骨，实现重返历史以对话当下的目的。这种写作始终高举着人文精神的旗帜。
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罗先海表达了他对地方性写作的思考，认为“写透地方，就是写透人间”。他用“掘井及泉”“与古为徒”“活火传薪”三个关键词阐述了对《千年弦歌》的理解。他认为，谢宗玉拒绝让岳麓山变成“名胜词典”里干瘪的词条，而是在对地方文化岩层深度勘探后，从散落的碑文、方志的缝隙中，钩沉出儒、道两家其实更早扎根的证据。在创作中把古人当成可以对话、可以辩驳、甚至可以为其不平的同行者，让岳麓山的每一块砖石、每一句诗话，都开口与当下对话。
谢宗玉结合《千年弦歌》的创作谈到，人文思想就像一颗多棱面宝石，每一种观点都是补充，棱面镶嵌得越完整，宝石发出的光芒越耀眼。对事物的诠释越全面，就越能触摸到事物本质。后人的观点注定要与前人有所不同，才能起到补充之效果。文明和文化其实一直是流动的、鲜活的、丰富的，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单一的。传统文化想要与时俱进，为每个时代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动能，就需要不断有人对它进行挖掘、解析，并重新定义，找出历史与时代新的结合点，这样才能以史为镜，古为今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岳麓山本就是一座八面来风、人群熙攘的山冈，在新的时代，必须有新视角、新思维、新观念，为游客提供新的精神能量，才能永葆青春，永葆魅力。这样既可以为湖湘文明寻找更深广的历史源脉，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的厘清锚定，提供多重参考。
《一生事，一捧雪》：行吟诗人的生命痛感与日常微光
张家界学院校长、教授简德彬深入剖析了刘年作为“行吟诗人”在作品中的核心特质——“痛感”。这种痛感既源于亲人离散、命运波折等个体性的具身之痛，也源自对现代性盲目追求“大、多、快、新”的社会性批判。刘年的祛痛策略是“去远方”（如昆仑雪山）、“慢慢走”（呼唤舒缓的生活节奏）以及最终的“归故乡”（回归武陵深处的小木屋）。张家界学院将建造一座“刘年木屋”，以此致敬这个时代稀缺的诗性灵魂。
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易彬认为，刘年可能是这些年最具话题意义和影响力的湖南诗人，也是能够走得更远的诗人。痛感已然是他的写作标志，但相较而言，我更看重于他的行走，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世间所有的秘密”的发现。对于“秘密”的着迷，使得刘年的诗歌在带有独特的生命气息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开阔的气象。而他的跨界实践，诸如诗歌弹唱会、诗画艺术展等，也寓示了文学走向社会的更多可能。
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黄蓉认为刘年极度重视诗歌对日常经验的认识与叙述，其作品洋溢着人间烟火气，又兼具浪漫与叛逆的楚骚气质。她特别赞赏刘年对古典意境的现代转化，如在《过故人庄》中用“照四四拍子……叩在木门上”解构并致敬了古韵；同时，他擅长用极其干净的日常物象搭建巨大的审美张力，如通过“雪豹”“雪莲”等高寒意象，隐喻了诗人渴望逃离庸常、独钓寒江雪的强大内心力量。
省社科院文学所青年评论家刘启民聚焦于刘年诗歌中独特的“节奏”之美。他认为，不同于部分当代诗人语言的散逸，刘年的诗味是“向内敛聚”的，他对语言极其挑剔克制。这种节奏不仅体现在他熟练驾驭的两段、三段、四段式的外在形式与回环共鸣，更在于其内在情思与语言肌理的深度咬合。诗人用最贴切的语言节律将每一次心动低损耗地转化为诗意，呈现出一种高度校准的生命脉搏与秩序美感。
湖南大学老师李沛霖从“行走中的时间意识”这一独特视角切入，探讨了刘年特殊的速度观重塑了多重时间维度：一是“循环时间”，在自然节律的更迭中不断校准精神坐标；二是“线性时间”，在生与死的时间端点之间，用“等”和“找”填满了生命的张力；三是“断裂时间”，在加速的当代社会中，诗人以驻足凝视的姿态强行按下暂停键，用漫游与等待夺回了对时间的主控权，展现了深刻的生命哲思。
湖南大学老师向吉发聚焦于刘年诗歌中的修辞，指出刘年擅长运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比兴、排比、留白等修辞手法，擅长制造重复式的、悖论式的、片段式的审美场景，进而赋予那些看似不相关的、寻常的词语、意象、细节、经验、情感以新的寓意和生命，向读者提供一种生成性的、发现性的审美体验；又指出这些修辞手法有别于匠人手中的技法，而是根植于诗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和生命存在样式。
芙蓉杂志社活动策划执行部部长、刘年作品责任编辑苏日娜站在大文学观的视角，分析了刘年作品屡创佳绩的缘由。她指出，刘年真正走向了广阔的自然和社会场域，他以实实在在的行走，在大自然面前的自省中，走出了“小我”，融入更广袤、开放的天地。他用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质朴文字，为快递员、环卫工人、长途货车司机等平凡大众的存在困境提供叙事关怀，赢得了市场的共鸣。更重要的是，通过诗歌弹唱会、诗画展等跨界互动，刘年的作品打破了艺术壁垒，切实地践行了大文学观所倡导的“文学+”的概念。这也启示出版界，应突破传统出版边界，深入开展不同领域、行业的跨界合作，致力于构建从内容生产到活动运营到受众服务到品牌传播的立体化服务体系。
刘年将自己的创作总结为“四个回归”：一是回归传统，以《诗经》“风”的质朴为目标，道法自然；二是回归现实，通过长途摩旅进行宏观与微观交织的田野调查；三是回归大众，毫不避讳对读者共鸣的渴望，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抚慰大众焦虑；四是回归生命，袒露真实血肉与痛楚，以深厚炽热的大爱驱动创作。他表示，要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一首留存荒凉与冰雪的长诗。
《劳者歌其事》：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建构
引发了学界对于数字人文与大众写作的强烈共鸣。
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罗宗宇认为，《劳者歌其事》是一部真正“合为时而著”的重量级著作。面对新大众文艺现象，该书不仅展现了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与大视野格局，提倡宽容的文艺批评，更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对素人写作等现象进行了清晰的历史化描绘。书中对“劳动者星丛”中东南西北不同地域代表作家的个案剖析，极具说服力，堪称大文学观视野下考察地方性写作的绝佳理论范本。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龙永干认为，《劳者歌其事》兼具历史深度、理论锐度与现场温度。作者厘清了“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与学术谱系，让概念体系化；以 “算法诗学”为切入点，积极破解数字文艺谜题。同时，该著通过田野式个案，扎根真实文艺现场，让理论研究落地。总之，该著既填补了学术空白，也为理解数字时代文艺转型提供了关键框架，是新时代文艺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省作协创研室主任贺秋菊回顾了湖南文学理论评论界在文学奖历史上屡创佳绩的辉煌传统，强调了文学评论重在理论建构与把控文艺发展前沿领域。《劳者歌其事》系统探索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历史脉络，试图为蓬勃兴起的素人写作立传，正是较早地占据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讨论“大文学观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要站在理论的前沿，具备穿透时代的眼光与广阔的世界性视野，观照地方经验，要看得见时代的、世界的“地方”，更要在地方找到时代性、世界性。
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王瑞瑞高度评价了《劳者歌其事》在破除跨越学科壁垒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她指出，作者敏锐地剖析了算法平台如何成为掌控阐释权的准主体，并硬核地运用LDA主题模型等数字人文技术分析了AI写作的边界。王瑞瑞借此延伸出对“人机共生体”的深度反思：在加速压迫的社会症候下，AI看似是超级外挂，实则可能剥夺人的思考权与原创力。她呼吁写作者保持定力，用回归本性的身体抵抗来抵御被技术绩效化的危机。
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盛慧认为《劳者歌其事》最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其开放性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卓今跳出了空对空的概念纠缠，以“劳者歌其事”为内核建构了谱系化的叙事框架，敞开了素人写作的“真实性”光谱。这部著作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重构文学经典化的思路，彻底颠覆了将大众书写等同于粗线条的刻板印象，更像是一张开放的地图，邀请创作者与研究者共同想象中国文学的未来，展现了一位学者以生命经验赋能文学命题的卓越范例。
卓今认为，已进入数字时代，大众有机会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发布出去，传播开来，与他人分享，文学的边界极大地拓展，文学内容广博而丰富。创作者不再是代言者而是在场者，文学精神正在经历重构。新大众文艺正在重塑文学与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依赖“代言”的新大众文艺，以生命的具身体验说话，这种写作或许粗糙，却弥足珍贵，有着无可替代的真实与力量，尤其是当下AI可以“代笔”时代，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本能、直觉、最新鲜的感受力，给文学带来新的气象。她的专著《劳者歌其事》是
△“大文学观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与学者合影。
省文联名誉主席夏义生用“高度、向度、辨识度”三个关键词，科学概括了研讨会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会议确立了大文学观和地方性写作的高位坐标，探讨了湖南文学走向中心、回到高原的现实性与未来性，同时也精准揭示了三位湖南代表性作家极高的辨识度——谢宗玉通过原住民视角的在地性勘探激活历史，刘年以深切的痛感与回归反抗世俗庸常，卓今则勇敢抵达了数字时代探讨新大众文艺与AI叙事的最前沿。
通讯员冯博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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